但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应探讨此次疫情如何更深层次地改变人民与体制之间的互动。
新加坡在2月间出现第一起冠病确诊病例后，我的生活大致上还是照过，除了更积极防疫，必要的学习与工作都继续着。但过去一两周，开始感觉这世界真的快停摆了。
不但许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如今所有电影院与夜店等娱乐场所也得关闭，下来两个月要参加的活动，不是取消就是延期。疫情对公共生活的影响简直前所未有。
一场疫劫也把每个社会、每个国家之前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一股脑地翻了出来。
近来阅读与疫情相关的文章，发现不少评论员已把此次影响全球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定义为重要的历史时刻，因为许多我们这个世代所熟悉的概念正受到挑战，一贯的做法也被颠覆和取代。
仿佛是因为遇到反乌托邦小说里才出现的情节，刚好让一些乌托邦的构想再次浮现，被人们谈论。例如，目前俯瞰世界的大图景，各国逐渐封锁边界，全球化主义与大家对“无国界”的憧憬，都开始遭到质疑。
李显龙总理3月20日接受《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访问时就形容说，目前逻辑意义上的“无国界”是极端的，所谓人员与货物全自由地流通，下来将受到严厉的检视。
有趣的是，他也同时提出无国界的反面，强调另一种每个体制走封闭道路也能自给自足的理想，不可能成真。
李总理用的Autarky一字源自希腊语，而它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概念。虽然如今提起这一词，我们往往想到闭关自守的朝鲜等体制，但处于疫情期，每一个国家现在也得赶紧开拓自己的必需品供应源，确保在外部应援中断时，即便像座孤岛，生活也还能维持。这何尝不也凸显我们随时都可能被迫向这样的另一个极端靠拢？
自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机构与外界不断肯定我国的医疗管控、病例追踪与信息沟通，身边许多人对新加坡被标榜为防疫“模范生”，也多感到自豪。但李总理的话此时提醒着我们，即便是模范生如新加坡，它也受制于其他国家所做的决定。
我们的每个判断因此涉及更艰难的权衡与取舍，每一举措都可能有深远的影响。
这次疫情，许多国家因为领导失灵或信息不透明，先后在防疫方面跌倒。这也让人们突然省思，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政府？疫情像个放大镜，现有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优缺点都像能放大几倍来看；而近来听到最普遍的呼唤是：这个时代需要更强大、更积极的政府。
这大概也是新加坡政府一直受到赞扬的原因之一。不管是锁国还是封城，或是限制娱乐场所的营业，要返国的国民居家隔离等，如今一系列的措施，在一般时候肯定被视为不可接受，但任何的硬核手段，在非一般时期却大致上都能获得民众的理解，甚至是受欢迎的，因为那更能凸显政府的果断与魄力。
但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应探讨此次疫情如何更深层次地改变人民与体制之间的互动。我们为防疫所做的每一项决定，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它改变了什么？这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民所必须去考虑的。
例如，此次疫情最显著的影响，在于经济上受到的重创，因为要拯救挣扎中的企业，经济思想也在发生割裂式的转变。
为阻止一场金融海啸的发生，美联储将利率降至零利率区间，释放短期流动性的措施，在全球金融危机时被形容为非常激进，如今却是必然的。政府本周在国会发表增补预算案，第二个经济援助配套下的措施总计480亿元，数目非比寻常的大，追加预算案更得动用国家储备金。
每一个抉择如此重大，更应经过国会辩论，人民也应参与检视。
以色列新锐历史学者，写了畅销著作《人类简史》的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想象疫情结束后的世界，有一句就写得很好：这次的疫情考验的不只是政府，也考验公民职责的履行。
在疫劫之下，好公民基本要履行的职责得做到；但其实这个非常时期也考验民智。政府绷紧起来做事了，我们更不该松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