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2019冠状病毒疫情危机初期失控的根源与责任归属，媒体与民间有很多报道、分析与争论，但体制内部对责任归属的互相推诿，已从武汉封城持续到现在，被网民讥讽为“击鼓传锅”与“甩锅大赛”。
笔者认为，中国冠病疫情危机初期失控，与官方长期实行的“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密切相关。这一模式是其整体维稳模式的一部分，但已经被屡次证明不仅不能有效防止，反而会扩大社会公共危机，而且违背现代社会治理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原则，应该坚决摒弃，向“内紧外紧”模式转变。为此，既需要政府改变自身认识，更须要增强民众以权利为基础的监督。
一、疫情危机初期失控与“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密切相关。
中国多家媒体，特别是财新传媒，对疫情初期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深度调查与“复盘”，试图厘清真相，挖掘疫情未能在初期得到及时阻止的根源与责任归属。每次相关报道之后，都有相关体制内机构、官员或专家出来撇清自己的责任，但又被动“交代”出部分事实真相。
官方疫情防控专家钟南山院士在2月27日的记者会上披露，12月31日有关研究机构就已经明确肺炎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1月3日就已经分离出病毒株，1月7日就报告了湖北与国家疾控中心。财新网2月26日的新闻发布则显示，上海公共卫生中心1月5日就将病毒检测结果上报了国家卫健委，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就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
这些信息都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关于病毒的性质，政府有关部门在疫情初期就已知情，而且有一定的内部应对措施；只是当时没有对社会公众如实发布信息，也没有采取公开、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官方甚至对外故作轻松，“两会”如期召开，文艺晚会、茶话会与“万家宴”照办不误，从而坐失疫情初期的最佳防控时机，最终酿成大祸。
问题是，有关政府部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尽管笔者无法确切回答，也无意揣测具体问题出在哪级政府、哪个部门、哪个官员，但合乎逻辑的一个解释，就是官方有关部门“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在作怪。政府想通过内部努力，包括但不限于启动内部应急响应，控制与解决问题（内紧），但对外不公开实情，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故作轻松、安抚民众，显示局面在掌控之中、不会失控（外松）。
疫情初期，有关部门官员与专家有两个著名的公开表态：疫情“可防可控”，病毒“人不传人”。这两个表态被认为是误导民众、耽误疫情防控的重要罪魁，但又非常圆滑。说疫情“可防可控”，是因为最终总能找到控制的办法；而且，他并未让你“不防不控”，如果疫情失控，可以说是防控措施不到位的结果。“人不传人”的正式说法是“没有发现人传人的证据”，最终可能存在人传人，只是证据暂时没有找到而已（无论是否真实）。为什么要做这种表态？其目的都是为了安抚社会公众（外松）。
疫情初期，武汉警方对八名对外透露疫情信息的医生进行“训诫”惩罚。虽然这可能是由于警方当时还没意识到病毒的性质与疫情的严重性，但在情况未明时，对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对外透露相关信息进行惩罚，其直接目的也是为了安抚社会公众（外松）。
二、“内紧外松”危机应对模式的根源与危害。
“内紧外松”危机应对模式由来已久，是中国官方传统“维稳”模式的组成部分。这种危机应对模式的公开出发点，是为了“防止社会恐慌”，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次生灾害。
然而，这一模式的背后，还有一个不便公开透露的理由：担心社会公共危机的公开化，可能影响政府形象甚至执政稳定性。地方政府坚持这一模式，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担心辖区内的社会公共危机可能引起上级政府的问责。因此，对于发生的问题，他们能捂就捂，不到迫不得已，不对社会公开。
这一危机应对模式，已经被以前的多次危机应对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而且可能导致严重后果。2003年的“非典”（沙斯）危机初期，当时的国家卫健委与北京市政府也是采取这一模式，结果导致疫情失控。此次的疫情危机，失败如出一辙，而且造成的后果超过当年十倍以上。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教训惨重。
这一危机应对模式失败且导致严重后果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第一，要想达到“外松”的效果，政府部门在采取有关危机应对的“内紧”措施时，就不敢光明正大、放开手脚，而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畏手畏脚，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导致危机失控。
根据网上披露的信息，早在1月初期，武汉疫情防控一线医生曾对当地有关部门建议，尽快建立类似于2003年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小汤山医院那样的专门医院，隔离收治已经数量众多的疑似病人。但有关部门认为那样会导致公众知晓疫情的严重性，予以否决，从而坐失疫情防控最佳时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第二，“外松”会导致社会公众麻痹大意，对风险丧失应有的警惕，而不采取有力防护措施，导致危机的失控与更大的灾害，最终造成的社会恐慌，可能比政府当初想要避免的程度还要严重得多。
正是因为官方表态疫情与病毒“可防可控”及“人不传人”，并惩戒八名透露疫情信息的医生，导致武汉民众在疫情初期根本没有戒心，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照样出门正常参加一切活动，甚至照常举办“万家宴”，连口罩都不戴，最终酿成大危机。
三、改“内紧外松”为“内紧外紧”：难处与对策。
“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其核心是内外有别，信息不公开，政府不透明。从本质上看，这一模式违背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即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原则。这一模式已经多次让中国政府与民众尝到苦头，必须坚决摒弃。
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相反的“内紧外紧”、内外一体化模式：任何可能危害社会公众安全的公共事件，从发生的初期开始，不仅政府内部应该及时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内紧），而且应该坚决贯彻信息公开与透明原则，对民众通报实情，包括事件状态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并按照“从严不从宽”的原则，提醒民众注意风险防控（外紧）。
试想，如果官方一开始将“外松”表态换成“外紧”表态：“新冠病毒类似非典病毒，危害性较强；尽管目前没有人传人的证据，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此，请广大民众一定谨慎小心，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并公布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即使力度不够），民众还会那样麻痹大意，还会有后面的那种严重结果吗？
“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在中国由来已久，有着历史惯性以及深刻的“维稳”体制根源。要想放弃并转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需要两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是政府自身应该深刻认识这一模式的弊端与本质，自觉进行转变。这种模式的“内紧”不仅难以成功管控与化解危机，还可能导致更大的灾难；通过“外松”维持政府形象的做法，可能最终以政府形象的崩塌为结果；通过“内紧外松”避免上级问责，可能导致危机失控，最终招致更严厉的问责。这一模式从本质上违背现代社会治理基本原则。
如果政府认识到这些，就可能主动通过管理体制的改进，实现“内紧外松”向“内紧外紧”的转变。在不涉及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的领域，包括公共卫生领域，完全可以首先做到这一点。
二是民众要积极争取自己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倒逼政府进行转变。如果民众的言论自由与民主选举得到了保障，就可以对政府形成有效监督，促使政府实行充分的信息公开与透明。政府如果由于隐瞒重要信息而危害社会公众利益，会被民众、媒体及时发现与披露，并被追责。
政府一旦有了外在的强大压力，就不得不考虑“内紧外松”可能导致的社会恶果以及自身代价，从而不得不向“内紧外紧”转变。民众以权利为基础与后盾的监督，永远比政府官员的自觉来得可靠。
作者是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
正是因为官方表态疫情与病毒“可防可控”及“人不传人”，并惩戒八名透露疫情信息的医生，导致武汉民众在疫情初期根本没有戒心，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照样出门正常参加一切活动，甚至照常举办“万家宴”，连口罩都不戴，最终酿成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