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初以来，中国大陆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迄今非输入性病例已趋零；相反，在欧洲等世界多地，冠病正迅速蔓延，尤其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为严重。有些声音认为，西方没有学习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和隔离措施，是疫情失控的关键原因。许多人还因此嘲笑西方“（中国）完成好的作业都不会抄”。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西方国家没有效仿中国的全面“封城”等强硬措施，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经济民生方面的考量。中国在1月底至3月初高强度的封锁与隔离，是建立在大多数产业停工停产或间接中止、个体经营者普遍停业的基础上。这对于经济增长、就业、个人收入、企业发展乃至人的基本生存，有着直接的影响。当然，它还涉及国家财政的收支、宏观经济的起伏，以及疫情结束后对经济兴衰的长远影响。
经济的全面停摆，大量失业的出现，将对生产者、消费者在物质上的柴米油盐、精神上的喜怒哀乐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尤其对于收入较低的国民而言，没有足够存款，或由于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贷款等刚性需求而需要持续收入的，即便失业几个月，也会直接导致其生活崩溃。疫情期间物价上涨则会雪上加霜。
全面的封锁和隔离，可能使各国国民经济陷入瘫痪。届时，失业率上升、大批企业破产、中小企业负债累累、国民收入及生活水平下降（主要是平民）造成的间接死亡人数，恐怕将大大高于冠病及其引发的次生疾病；所诱发的更多不致人死亡，却让人生不如死的生活艰辛，也比冠病制造的病痛更折磨民众。
经济衰落导致的连锁效应，也必然波及医疗领域。将医疗资源全面用于冠病疫情，其他疾病耽误医治，又会致使多少人死亡和残疾或瘫痪、病情严重恶化？防治冠病疫情的专家张文宏已经给出明确警告：“如果不尽快复工，城市停滞带来的次生影响，可能会导致人口死亡率高于冠病死亡率。”
第二，中国和西方的体制完全不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强制措施的执行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中国全面封锁、隔离的措施，西方国家难以完全效仿，还会涉及复杂的人权问题。
中国实行的高强度封控，是建立在政府庞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各地信息互联互通、利用大数据追踪监控的基础上。例如一声令下，数百万人居住的武汉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封城”，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近日中国各地推行的个人“健康码”互通互认等措施，也说明了中国的疫情管控是要牺牲部分个人隐私的。这是极重视隐私的西方国家民众所难以接受的。
第三，如果效仿中国实行彻底的人际隔离，人们就要放弃正常的学习、工作，很大程度丧失个人自由，人们除了泡在网上，线下的一切生活都几乎归零。这对于强调个人自由和生活尊严的西方民众，在某种程度上比冠病本身造成的伤害还要大。
冠病在某种程度上与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类似，其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机性，有难以避免的共同特征。已经习惯与季节性流感等传染性疾病共存的西方民众，许多宁愿冒患上冠病的风险，也希望维持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
生命的确是珍贵的，但是人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人们须要工作、学习、交际、保持自由、参与社会、享受生活。诚然，面对疫情，不是享受生活的时候，但要让渡多少权利与自由，换取降低一些感染率和死亡率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因为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主流群体的价值选择也会有所不同。许多国家的政府，看到的不仅是国民生命面临的威胁，还会考虑这种威胁的紧迫性有多大、导致死亡的概率有多高，并和其他人权问题统筹考虑，并且尊重公民在群己权界内的自由选择，保障国民不因疫情丧失公民权利（哪怕一部分）。
但有些国家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是值得忧虑的。如英国拟实行的“集体免疫”策略，就很有风险，造成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而早前的港台地区和新加坡，以及如今欧美各国，选择有节制的防控措施，在不让正常工作生活“休克”的情况下，减少人员流动和接触，抑制冠病病毒的传播速度，集中救治重症患者，尽可能使医疗系统可以承受疫情的压力，不偏于追求“归零”，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这或许比选择效仿中国大陆的防疫更为妥当。而且，冠病疫情只是这个世界各种棘手的问题之一，与诸如经济发展、个人权利、社会自由、隐私保障等其他问题有着密切关联。如何看待和防治冠病，以及评判防疫的功效，都不能只着眼于冠病本身，而要统览全局，看到防疫措施成败背后更多的善恶美丑、功过是非。因此，在中国实行的极为严厉的封锁和隔离措施，尤其彻底“封城”和全面停工停业，并不适合、也很难在欧美国家复制。
这次防疫工作，不同国家根据国情、自身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各自采取了有所差别的方式，最终哪种方式最优，目前尚无定论。虽然因不同国家国情各异，难以统一的评定，但相对何者最优，最后还是可以看出来的。绝对的自由放任不可取，过于粗野和“一刀切”的方式同样有害国计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