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自有自的烦恼。
那些和家人分离的，固然是充分享受到独处的自由，但也时不时受到担忧家人是否安康的心理折磨。之所以称这是心理折磨，是因为是否安康的判断标准，并不如骨折流血缺胳膊少腿来得那么干脆，“潜伏期”有多长，这种心理折磨就有多久。
而疫情一日不结束，潜伏期就会一轮接着一轮，这种对远方家人的担忧便也会无穷无尽。打电话报平安已不再能令人感到宽慰，因为这或许只是潜伏期的“伪平安”。
而那些日日与家人厮守一室的又遭受着另一种折磨。往常的工作日，我们的社会把每一个家庭肢解开：孩子们集中在幼儿园或学校，有工作能力的成年人被集中到各行各业的工作场所，老人们也自有其熟悉的交际和活动空间。
哪怕是自由职业者，他们之所以得以居家写作或做其他事，也得益于他们的孩子去了幼儿园，他们的妻子或丈夫去了公司，这才把家腾空，转眼化为他们可以专注做事的工作空间。
如今，不论白天和黑夜，工作日和周末，许多家庭都无须再经历分离和相聚的交替。早晨，家庭成员们不再出发前往他们各自在社会组织中的位置，按某种定义被归为一类的人不再相聚到一块儿。
于是，家成了幼儿园，家成了办公场所。但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办公场所，当它们被一同置于家这个空间内，彼此干扰，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实现。因为这并不是现代的专业分工社会的运作方式。
当社会组织的各元素不再各就各位，社会的运作也便放缓甚至停滞。因此，那些需要靠囤物品来保障安全感的人，也并非全然不可理喻。尤其是当他们很少出门，仅靠虚幻又遍布谣言的网络来了解外界，他们只能依靠生活经验，和基于这些经验所建立的逻辑来推算坐吃山空的道理，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不劳动的个人，也适用于不生产的城市和国家。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较幸运，他们心中还有所信仰和信赖的权威，这权威许是某个人，许是某个政府，这是他们最大的安慰剂。另一些不幸的人则对一切失望，而令他们如此悲观又惶惶不可终日的信息，也无非就是来自网络，或者闻自亲友，当然亲友的信息也多来自网络。渐渐地，他们对网络和信息也感到失望或者是疲惫，干脆过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
而那些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出门奔波的人，时刻担心自己是否已被感染。然而，出门也有出门的好处，他们亲眼所见商店里依然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亲眼所见社会依然在运作，而他们正是支持这低限度运作的一员。他们，或许才为宅家的那部分人提供了最切近的安慰。要让一个宅家的人放下悬着的心，没有什么比一个将所订购的货物准时送到家门口的快递小哥更有效。
除了不得不出门的人，还有一些无知无畏的人，他们依然坚持着要出门东游西荡，但他们也并非与烦恼完全不沾边，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烦恼，多半由他们的亲人承受。
但所有这些所谓折磨、不安、烦恼又算得了什么呢，和那些身处疫区的水深火热的人相比，简直就是无病呻吟。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被丧失亲人的无望折磨的，被真正的恐惧折磨的，那才是腥风血雨的战场。
但是，其他人，真的不该烦恼吗？
战争尚有界，它是国与国之间的。然而，当人类面临真正的共同的问题，如果我们想得长远一点，再长远一点，诸如国际关系也只是无意义的藩篱。像病毒和传染病这样的极端的例子，甚至不需要我们想得长远，它每分每秒都在提醒我们，它并不懂什么国际关系和国界。
这种跨越国界的传播的可能性空前地难以遏制，不仅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作为病毒的宿主的人在国际间大量流动，更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依赖，已使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整体运作的体系。其中某一部分停止参与这一整体运作，哪怕只是暂时的，都会令整个体系感到不同程度的不适，并且需要或长或短的时间来作出调整，以寻得和适应新的运作方式。
如果我们想得长远一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诸如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空气污染等等，它们固然没有像病毒那么疯狂，迫不及待地要随着宿主遨游全世界，但这也只是表象或时间问题。事实上，它们可能比病毒更难以控制。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封锁一个城市，甚或一个国家，来使病毒相对安分地待在一个地方，但无法通过封锁海水的流动或空气的流动，来隔离海洋污染和空气污染。
因此，被污染了的空气和海水事实上早已开始环球旅行，甚至不需要宿主，它们自己便是自己的飞机和船。只不过，它们对其所影响的大多数人的伤害，并不像病毒那么致命和可确认，因而也变得更为隐蔽。
这些真正人类的共同问题，也是似乎已被人类世界所掌控了的地球的问题。尽管人类在地球上划了国界、洲界，分了区域，但地球的运作亦是一个整体。它的大气循环、海洋循环、陆地循环都不是孤立的，一个地方被污染的水域，可能不是直接通过水流来污染另一个地方的水域，而是蒸腾成一片云而飘到另一个地方。
由此推之，地球运作的某个环节表现出问题，都可能是整个地球系统难以再负荷的信号。这样想来，当我们最终征服病毒，所应反思的或许不仅仅是病毒；当我们最终征服病毒，忧虑更应多于庆幸，因为它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也或许它的影响远未就此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