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乔治敦大学接待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并就美国经济政策制定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姆努钦是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后，直接从达沃斯飞到英国的，但是此次聚会的主题（“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早已被更广泛的事态发展所淹没。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暴发，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并将很快威胁到整个世界。
作为一个从事过传染病风险研究工作的人，我比较认同姆努钦在达沃斯的发言，他指出气候变化并不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唯一政策挑战；但要在此说明的是，我并不支持他在同一场合对瑞典青少年气候活动家通贝里的贬损。
根据我主持发布的2016年《英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评估报告》，全球政策制定者必须在中期内采取29种基本干预措施，以避免引发代价高昂且致命的全球卫生危机。具体而言，我们提出警告，如果不采取一致行动，到2050年时耐药性微生物可能每年会导致1000万人丧生，并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带来约100万亿美元的累计损失。
如今，冠病危机已然来临。此病毒目前尚无疫苗，且事实证明全球卫生系统并无足够准备和应对措施，去抗击一场快速扩散的全球性疫情。而《评估报告》的政策建议所涵盖的10个宏观领域中，有至少两个涉及遏制冠病的核心点：第一个是健康与卫生。到目前为止，每个人应该都已经听过要经常彻底洗手（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将有助于大家健康长寿）。尽管洗手和其他基本卫生措施都很有必要，却不足以防止病毒和细菌感染的扩散。
更重要的是，冠病危机凸显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呼吁重视的另一个问题：公共卫生准备。作为成员国协定条款第四条（Article IV）年度磋商的其中一部分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评估各国卫生体系的能力和准备情况。当然，基金组织在这方面并非无所作为。我曾受邀到其总部探讨该理念，我的直觉告诉我，组织的领导层对此持反对立场，原因是该机构虽善于分析公共财政和其他事务，卫生体系却不在此列。
纵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擅长分析气候变化，却没有阻止其围绕该主题发布众多政策声明。情况本应如此，正如市场所表现的那样，人们其实无法将金融和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广泛性事务区分看待；而传染性疾病的蔓延，显然可以也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状况。
当我们在1月下旬与姆努钦会面时，冠病病毒仍被普遍视为中国一国的问题，许多评论员表示疫情可能击垮中国的经济和卫生体系。那数据又是怎么说的？定期发布的指标每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表明，中国的经济活动确实在2月份出现了雪崩，正如财新中国服务业PMI调查显示，企业信心锐减了50%，意味着中国经济遭到了腰斩。
不过，鉴于中国当局刻意叫停了大部分经济活动，并限制人员流动，因此PMI大幅暂时性下滑也不出所料。问题只在于中国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收复失地。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时冠病病例追踪模式判断，尽管初期实施了大量错误举措，中国似乎已经成功控制疫情，至少目前的确如此。中国各省市汇报数据显示，截至3月6日，除病毒传播核心区湖北省以外，其他地区约有95%的感染者恢复了健康，只有1200多人仍留院治疗。
虽然在湖北省以外有约110名中国人不幸染病身亡，但这一数字依然低于意大利。而且据我所知，中国当局现正谨慎解除人员流动限制，并允许经济回复某种正常状态。这意味着3月的PMI数字势必显著回升。
我们这些中国以外的人呢？意大利的疫情数据令人忧心，该国报告的死亡率不仅远高于中国湖北以外的地区，也大大超出病例数相当的韩国。美国的股票市场显然也是因为忧虑而下跌，而非出于那些一般周期性因素。人们越来越担心，这场疫情会暴露美国医疗体系的全部缺陷，而更糟的是，美国当局并未提前采取一些最基本措施来遏制病毒传播。
古语有云：亡羊补牢，对冠病疫情的极大关注，为我们重新思考应如何管理和防备此类挑战提供了契机。希望世界各国领导人，尤其是二十国集团首脑，能因此意识到必须对国家卫生体系实施更大规模投资，以免当前的焦虑情绪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
在着手这方面时，也可以开始修复已破损的新抗生素研发管道，好让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危机的人命和财务成本，不致遗祸于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