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冠病这样级别的灾害所对标的显然是人类共同价值，理当“风月同天”和价值与共。面对这样的危机，那些仍然只把本国本族利益作为唯一判断标准的所有行为，都是不光彩的。如果这类行为不被谴责，我们必将重蹈历史的覆辙。
国际关系中素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这是不争的事实。国际秩序和全球贸易规则的形成，需要各参与国反复博弈，并最终达成妥协，因而殊为不易。
但最近几年，许多国家更进一步提升了自身利益的优先性，对既有国际秩序形成冲击和挑战。这导致全球化的价值认同走向分化，长期存在的广泛性共识难以继续维系，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宣示自身利益的民粹主义，以及不择手段的攻击压制。照此趋势发展下去，许多目前已经摇摇欲坠的国际规则，极有可能被束之高阁，渐成历史往事，尽管它们历经了数十年的打磨，有些刚刚成型不久。
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这起明显具公共灾难属性的事件上，各方对利益的权衡同样盖过了对人类共同价值的遵循，表现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号召力在变弱，也表现在不同国家对待主要受害国中国的态度上。纯粹基于人道主义的援助比预期少了许多，连装模作样的表态都大幅度减少了，反倒是带着恶意的言词以及乘人之危的举动充斥各种场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有悖常理的现象拥有足够的民意基础。显而易见，是狭隘的利益观使人们忽略了这是一场需要全球合作、共同面对的危机。
过度的利益导向，会驱使当事方将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摆在危险的位置上，更多采用双边手段和丛林法则来解决问题，而不再重视那些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超越个体利益的共同价值，用以维护全球秩序的通行规则和多边框架也将日益失去效用。
各国之所以纷纷作出这种选择，无非是要借此推动全球利益重组，重新配置财富，扩大自己的份额。然而，这样做只会造成普遍的伤害和长期的不确定性。
什么因素动摇国际价值体系
现行国际秩序以及其所依赖的价值体系，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时期的产物。经过了上百年的演化，百炼成钢，即使冷战结束也并未从根本上触动这套体系。那么当前的变化又是基于什么呢？
简单的逻辑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世人已经淡忘战争的创伤，基于战争反思而形成的价值体系，自然失去了存续的基础。但这并非十分重要的原因，大家更为关注的是文明冲突和恐怖主义方面的因素。
从全球的维度看，文明也是一种利益，而非价值；文明冲突同样是利益之争，并且存在着优劣胜败之分。文明冲突论与其说是一种观点，不如说是对自家文明的强调和宣示，其追随者必然是在冲突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那一方。可见，所谓“文明冲突”只是强化利益导向的结果，而并非成因。
冷战的结束使原先被压制的文明裂痕浮现出来，加剧了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之间的利益之争，并且衍生出恐怖主义等恶果，价值引领的作用因之进一步削弱，这种推论是成立的。
另一个具有共识性的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速度和方式都是出乎意料的。当中国按照这种迥然不同的路径不断发展壮大，且达到一定程度，即所占据的利益上升到一定份额时，原有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出现应激性反应。既然是应激性反应（编按，指生物体对外界刺激产生的反应），也就是下意识和简单直接的，为了巩固地位可以不择手段，当然也就无暇顾及全球共同价值了。
冠病疫情的主要受害国，如果换成是其他国家，许多国家的态度和媒体的反应，可能就会呈现另一种状态。这背后的原因，跟“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逻辑并无二致，都有心理作祟和夸大事实的成分，利益不同则立场不同。
社交媒体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社交媒体的崛起。利益通常体现为物质利益，而价值只可能是信息形态的，所以公众捕捉和提炼信息的途径和方式，对价值观的影响至关重要。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不是呈现方式的改变，而是大众取向与精英取向之间的区别。互联网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的确使信息更充裕了，但整个社会判断是非的理性能力并未随之提高，反而下降了。
原因在于信息革命并未解决信息的不对称和有效性问题，却促进了信息的易得性和泛众化，推动社会价值的判断与选择不断走向世俗化。这个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利益优先不断蚕食价值优先的过程。事实也证明，经过社交媒体塑造的公众行为模式，在表达方式上更为情绪化；在参与政治活动时，更容易呈现为民粹主义。
当民粹主义与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相结合之后，就会造成主流政治文化和社会治理生态发生转向，民主制度的运行风格一改往昔，取悦和迎合公众的现实诉求，远比翻来覆去的价值表白管用，精英政治于是越来越失宠。而这些变化很快就会转换成对外政策，传导到国际事务领域，全球一体化的价值体系受到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就是这样喊出来的。
客观而言，价值和利益都是一种理性，但也都是相对的。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具有公共属性的利益即为价值，而个体化的价值再重要，也只能归为利益。圣殿山虽小，却承载着多个民族至高无尚的价值；全人类利益虽大，对于野生动物来讲，也只是一个物种的贪婪诉求。当疫情来临时，如果再苛求宪法上写明的行动自由，就属自私自利了。因此，无论哪种导向，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局限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平衡，或者说一种能够确保各种利益处在平衡状态的秩序。在这套秩序里，不同的价值和利益必须定位适当，次序分明，从而能够各得其所。也只有这样的治理体系，才能指引行为、引导预期，促使各个群体的判断和诉求保持理性，实现整体上的共益共赢。
因此，全球一体化的核心不在于“比较优势”或者“产业链条”，更不是宗教种族和文明优劣，而是要守住国际伦理和贸易秩序的价值底线。为了获取利益，彼此间可以机关算尽地博弈，但价值与利益的次序不能倒置，不能为了局部利益而牺牲那些关乎全局的价值，也不能任由民粹思潮来主导一切。
像冠病这样级别的灾害，所对标的显然是人类共同价值，理当“风月同天”和价值与共。面对这样的危机，那些仍然只把本国本族利益作为唯一判断标准的所有行为，都是不光彩的。如果这类行为不被谴责，我们必将重蹈历史的覆辙。
具体到一国之内，道理同样如此，良好的社会治理只能基于理性和秩序，基于全社会、全民族价值体系与利益结构的有效平衡。要将那些真正具有共识性、涉及全局的利益拱为上位的价值，进而为全社会建构一套梯次分明、排序合理的价值与利益体系。公众按照这套体系明白个体选择的正确与否，诉求的合理与否，以及行为的正当与否；官员按照这套体系能够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可以预测生前身后的是非功过。
唯有如此，方能消除各种极端行为和治理乱象，达到义利兼顾，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