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国际时装品牌阿玛尼在米兰上演了一场“无人喝彩”的时装秀，没有观众也没有记者，看台空无一人。
这是品牌创始人乔治·阿玛尼45年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这场原本备受瞩目的时尚大秀，因为2019冠状病毒疫情在意大利暴发，被迫转到线上。
在那之前一天，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激增至79例，时尚之都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大区和旅游城市威尼斯所在的威尼托区，成为重灾区。意大利对10个市镇实施管制，暂停所有公共活动，学校、商店、餐馆全部关闭，5万居民被强制留在家中。
就在全世界聚焦中国封城抗疫一个月的成效时，这个病毒已见缝插针地在欧洲、中东、东亚其他国家站稳脚跟，并以超预期的速度传播。截至本文截稿时间，意大利的确诊病例已接近5000，死亡病例约200。
伊朗韩国“疫”日千里
在中东，伊朗病例暴发式增长，成为区域扩散的“大本营”。2月下旬以来，伊拉克、阿富汗、科威特、阿曼、巴林等都相继出现病例，全部源自伊朗。
伊朗官方星期五通报的冠病死亡人数为124人，但据BBC引述知情者称，当地2月底已有至少210人死亡。伊朗的学校、影院被迫关闭，这个高度重视宗教信仰的国度，甚至关闭宗教场所、禁止集体祷告。
伊朗当地还接二连三传出官员确诊，第一副总统、卫生部副部长，以及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等相继感染，8%国会议员确诊，而外交部长扎里夫的前顾问、伊朗前驻叙利亚大使侯赛因·谢赫伊斯兰因感染冠病3月5日不治身亡，终年67岁。
中国的邻国韩国则面对中国以外最严峻的疫情。2月20日，韩国确诊病例还只有104人，短短一个星期，疫情以大邱新天地教会和庆尚北道的清道郡大南医院为据点急速扩散。
韩国昨天（7日）的累计确诊病例逾7000人，当地早前也被迫从以围堵为主的防疫政策转向减灾。文在寅政府本周宣布进入“抗疫作战”，政府部门24小时戒备；当地口罩严重不足，社会气氛高度紧张。
疫情国际化2月下旬形成
回看2月下旬至今，冠病疫情国际化的转折点发生在2月26日。当天，中国境外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中国境内，显示在中国逾一个月的全力封控后，病毒已大踏步转移到国际，成为国际问题。
为了避免全球恐慌，世界卫生组织至今没有宣布“大流行病”（pandemic），但全球范围的瘟疫一触即发。
截至昨天，疫情已蔓延至近100个国家，感染人数超过10万人，死亡约3500人，接近2003年沙斯的五倍。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教授恩迪（Jack Ende）向中国《财经》杂志形容，疫情可能很快就成为“大流行病”，这是全球医学界要面对的一场“完美风暴”。
一个让这场风暴威力更为强大的刺眼现实，是绝大多数国家对应对风暴的实质和心理准备都远远不足，即便医疗体系完善、科技领先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在舆论强烈质疑下，美国副总统彭斯5日承认，美国现有的试剂盒不足。较早前，旧金山市长布里德（London Breed）痛斥试剂盒严重短缺是美国的“国家耻辱”。截至昨天，美国有335例确诊病例，17人死亡。
大量病患无法第一时间检测，意味必要的隔离和追踪没有立即进行，疫情控制将陷入被动。
大流行病一触即发下，丝毫耽搁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曾担任新加坡医药协会会长的公共卫生专科医生黄长彦受访告诉《联合早报》，“速度胜于一切”，这包括第一时间设好防线，防止病例输入；快速识别病例后，进行隔离和治疗；并且隔离病例的接触者。
国际合作抗疫不易实现
大疫之下，没有国家是孤岛，各国须快速采取有效措施，国际社会也需要积极合作，来抵御风暴。
这原本是全球建立合作治理框架的契机，但在国际竞争与意识形态对立加剧、保护主义抬头下，合作并非易事。近期美国出现“中国道歉论”，中国出现的“外国反应迟钝论”，在疫情中暴发的口水战，叠加中美原有的矛盾，成为横亘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障碍。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受访时说，“疾病全球性传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各自为政，尤其是大国应该尽到责任”，但他悲观地认为，“大国都自私自利，乐观局面出现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国际合作“抗疫”不易实现，各国也得筑起防线，不能在病毒面前束手待毙。
第一个暴发疫情的中国采取古老的封城措施阻隔病毒。中国政府强大的社会掌控能力，在14亿中国人配合下，有效遏制国内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形容，中国方法目前是唯一已被证实有效的。
中国防疫措施成本难估量
然而，这种被西方媒体形容为“中世纪手段”的防疫措施，经济社会成本难以估量，它所需的资源调动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是绝大多数国家不可承受之重。
王江雨指出，中国特殊的体制，让政府得以用一纸行政命令让14亿人禁足在家，这在西方体制下行不通。
“（西方社会中）政府没有这样的权力和道德高地……要让人们待在家里，政府必须与每个公民形成契约，取得每个人认同，这是承担不起的交易成本。”
那么，在中国和西方之间采取折中的新加坡做法，是否是更好的选择？
基于2003年应对沙斯的经验，新加坡从1月起采取快速反应、精准追踪、铁腕管理，“外松内紧”的防疫策略在第一阶段取得成效，同时也尽可能降低了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影响，避免社会恐慌。但同样的，新加坡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技术官僚高效、科学的行事作风，尤其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高度互信，也不是任何国家都具备的条件。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受访时强调：“没有一个国家的办法是全世界通用的，即便中国成功，别国也不应照搬照抄；每种方法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代价。”
无论采取那种措施，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竭尽全力“削峰”都是当务之急。
黄长彦研判，至关重要的是，确保医疗系统不会被短时间内出现的大量病例压垮。“最糟糕的情况是，中国以外很多地区因为医疗系统难以负荷，重蹈武汉和湖北的覆辙。”
或快或慢 各国终能适应冠病存在
疫情未来会多猛烈难以预测，但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后，各国政府也可能面对伦理学中的经典“有轨电车问题”（Trolley Problem）。有轨电车问题反映的是一个道德选择困境：一部有轨电车的刹车失灵，眼看就要撞上前方的五个人，而旁边的备用轨道只有一个人，如果你有选择，是否会按下按钮让电车驶入备用轨道，牺牲那一个人，换回五个人的生命？
现代社会中，社会停摆不可能长久持续，即便只是短期这么做，也可能造成经济衰退等次生灾害。是否让社会围绕防疫运转，还是选择以对待流感的方式应对疫情，让社会照常运行？
时殷弘判断，目前人类对冠病充满惊恐，疫情前阵子在中国甚至压倒一切，但每个政治、经济、社会比较健全的国家，都会或快或慢适应冠病的存在。
他说：“疫情夺走几千人的性命，防疫措施导致500万人失业，哪个痛苦更大？各国都会做出相应计算，调整出自己的做法。总有一些国家达到较高的成本效益，一些国家得到的利弊相当，另一些国家防控了疫情，但付出巨大代价。”
学者：U型复苏可能是最好结果
冠病疫情在国际扩散，令金融市场在2月下旬经历2008年以来最糟的一周，拉响疫情重挫全球经济第一声警报。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受挫已毫无悬念，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5日也承认，疫情“肯定可能”冲击美国经济。
从上世纪初期的西班牙流感，到上世纪中叶的亚洲流感，在每次全球性严重传染病后，世界经济几乎都在疫情后V型反弹。沙斯在2003年第一季削减中国经济增速两个百分点，但随后两个季度，中国经济强劲回升，全年取得10%增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非常小。
然而，面对眼前这场冠病疫情，不少经济学者悲观认为，V型反弹的历史无法重演，U型复苏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次疫情令全球承受供应和需求的双重打击。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Rudd Family讲席教授兼金融副教授丛林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供应冲击将导致生产减少，引发连锁反应，这是更令人头痛的问题。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占比28％，份额接近美国（16%）两倍。从1月下旬起，中国采取严厉措施防疫，至今未完全复工复产，现代制造业的特征决定了即便95%的企业恢复95%产能，也不等于供应链就能“活”过来。
受中国零部件断供影响，汽车、电子等行业的国际企业几乎停产。
疫情将严重打击投资
在需求层面，中国消费行业从1月下旬起遭重创。随着疫情蔓延到欧美各国，航空公司取消航班、体育赛事面临取消，人们不再上影院、下馆子，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旅游业也面对打击。再者，各国财政受债务风险、政治因素等掣肘，货币政策能发挥的“救市”效果甚微。
美联储本周宣布非常规降息，各国央行先后跟进，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受访时反问：“你会因利率下调，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和很多人一起上电影院吗？”
丛林也指出，受打击的不仅是餐饮、旅游等与疫情直接相关行业，疫情还会加剧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创新减少，“即便疫情短期结束，影响可能也是长久的”。
不过，丛林也认为，现在还无法预见全球经济是否会出现L型衰退，他判断：“只有在中国未能继续复苏和疫情在美国广泛扩散后，这样的担忧才合理，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疫情国际化倒过来遏制中国复苏
中国去年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全球增长，一种观点认为，全球经济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尽快走出阴霾。
中国官方并没有放弃今年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全年必须取得5.6%左右的增长。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光炎受访时预计中国会进一步出台刺激措施，以达到原定发展目标，全年可能取得5%至5.5%增长。他说：“中国疫情基本控制住，加上政府刺激，V型反弹有可能，但中国以外这样的可能性很小。”
郝福满则对中国经济快速反弹不乐观。他指出，和沙斯不同的是，冠病疫情暴发前，中国已面对增速放缓，全球经济也不景气。此外，中国经济中服务业占比较沙斯时期显著提高，“服务业要收复失地很难，它不像制造业，可以通过加班加点恢复生产。”
就算中国快速复苏，中国因素的拉动力也会因疫情国际化大打折扣。
就目前趋势看，中国境外的疫情高峰可能要在第二季才到来，病毒在韩、日、德等制造业大国蔓延，世界工业将遭致命打击，这又会倒过来遏制中国复苏。
疫情引发反全球化担忧
人员密集流动、经贸密切往来、供应链环环相扣，让疫情以乘数效应波及全球，也引发全球化遭遇危机的担忧。
全球化之前所面对的挑战，大多源于利益或意识形态的竞赛，这场冠病让人们看到，经济命脉紧密相连导致了世界的脆弱性。陈光炎说，虽然不至于逆转全球化，但“这波疫情肯定会让反全球化的情绪更大”。
陈光炎预计，疫情将加速更多国际企业采取“中国+１”策略。“中国不单单是生产基地，也是全球主要市场。跨国企业为了靠近市场，不可能完全将生产搬出中国，但为了分散风险，最好的做法是在海外发展多一条生产线。”
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全球化竞争会发生改变。建立良好的制度，把灾害或疫情等外部突发事件对本国的影响最小化，也避免本国的小问题演变成冲击外部世界的大问题，将成为未来主要经济体在全球化中不可忽略的比较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