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赞同“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是反思灾难”，但说方方是“唯一”敢于发声的知识分子良心，未免夸张。
中国武汉女作家方方，因为每天发表的“封城日记”而爆红。如果说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的她原本知名度就高，但仍局限于文学圈和文学爱好者，那么如今，没读过她小说，甚至不怎么接触严肃文学的各行业、年龄的百姓都成了粉丝。一个作家的随笔，成了千万人每日的期盼，人们在午夜等待，直到零点后读过那些文字才安心去休息——这在任何地方的文学史上都是奇观。
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方方被骂了，攻击她的人也五花八门，看似有理实质荒唐，有个学者王士海为方方鸣不平，然后带着自省和痛心说：“这是一个奇特的时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颜面就靠这么一个女人来支持。从根本上讲，我们都是搭便车者。”这话击中我心，是的，我也想过：幸亏有一个方方，才让中国作家在当下不至全军覆没。
事实真是如此？
2月20日前后，社媒上流传一篇文章《疫情中，十万中国作家集体缺位》，帖子已被删不见，阅读后的感觉还在：调子高亢标题唬人，内容却让人觉得作者不太明状况。
如果“缺席”指的是人身的在场，大家知道，庞大的中国作家群是有组织的，作协各级领导都有行政级别，是体制内官员。当最高领袖动员全民抗疫，起码每月领薪水的那些专业作家不可能袖手旁观。
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告诉记者，湖北作家都是“该坐着的时候坐着，该站起来的时候都站起来了。”他已走出家门下沉社区，并在为到抗疫前线采访的作家安排事务。身在疫区中心，湖北有个特殊情形：不少作家同时是一线医护人员、警察和社区工作者，所以省作协的自媒体每隔两天推出一批来自各领域、各地市州的作品，属下两份杂志也定期发表抗疫诗歌。湖北如此，其他省市作协也无不在积极组织“抗疫文学”创作出版。
作家“缺席”吗？说实话，令人疑惑的倒是这种中国特色的全体动员。打仗需要战地宣传，作为复杂的精神产品，文学创作却有其自身规律。灾难和抗疫还处于现在进行时，如李修文说，“真实的生活正在到来的路上”，高质量的作品，文学的大作佳作，岂是鼓动以后一时半刻就能产生。远的不提，2019年收获文学排行榜的“长篇小说榜”获奖名单上，四川藏族作家阿来的《云中记》排在第一，湖北武汉作家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紧随其后，《云中记》的场景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小说诞生在10年之后，《人，或所有的士兵》以1940年代太平洋战争中的香港沦陷为背景，文本的完成更与历史相距七八十年。
此刻重要的是记录和思考。我明白，说中国作家集体缺席，批评矛头所指，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群对时代和社会的责任；我也赞同“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是反思灾难”，但说方方是“唯一”敢于发声的知识分子良心，未免夸张。虽然影响力不及方方强大广泛，在一些朋友圈流传的湖北大学教授梁艳萍的日记，同样平实中见思考；年轻知识分子标杆人物许知远在微信公号“单读”上的言词，依然锋芒犀利；也有媒体持续输出真实信息，用真相打脸伪“辟谣者”，比如由“中国最危险女人”“第九位吹哨人”胡舒立率领的“财新”。2月7日北大教授罗新在微博写下八个字：“一生所学，只为此刻”，那个访谈《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与历史学家罗新的聊天》，是疫情暴发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深刻理性的认知。
迄今读到最完整有力量的长文来自小说家阎连科，他在2月20日写下振聋发聩的《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一边尸骨未寒的哭声还未落下去，另一边，凯歌在即，英明、伟大的呼声已经响起来。”“……为什么历史、时代的坑陷和悲劫，总是由我们成千上万百姓的死亡和生命来承担和填补？在诸多、诸多我们不知道、不追问、不让追问就不问的因素里，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人——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或蝼蚁——我们自己太没记性了。我们的个人记忆被规划、取代和抹杀了……”
这几天我很愿意去看“单读”里的征文，纤细真切，作者有作家，也有最普通小民。每一个人的记述，将来都是一份历史档案。
方方从未孤军作战。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