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国际生产，即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或工艺被配置在全球众多的国家完成。这一“分”的过程，又被全球供应链“合”起来。全球供应链通过一系列的产品设计、采购原料、零部件生产、组装、完成最终产品、对零售商和消费者的配送，从而实现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
跨国公司是全球供应链的组织者，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也就是融入跨国公司组织的全球供应链。伴随着中国经济强大，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也在全球范围构建供应链。当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围绕着全球供应链展开业务。
把全球供应链完整地描述一遍，就等于把经济全球化讲一遍。面对全球供应链时代，对一个经济大国的决策者来说，是如何创造条件让本国经济成为供应链总部所在地，以及本国和外国母公司供应链某个环节的所在地。
有许多影响供应链的政策，关税肯定是主要的政策工具，高关税提高了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削弱了产品的竞争力。营商环境是影响供应链的重要因素，其中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为营商环境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反之，当国家间互不信任，安全考量就成为影响供应链的重要变量。
持续一年之久的中美贸易战迫使全球供应链重置，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信中美贸易战趋于长期化，凡是供应链与中国有联系的企业被迫作出反应，改变面临日趋恶化的营商环境。这里的营商环境涉及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关税，第二个是中美互不信任。
中美之间加征关税，提高了产品进入中美两国关境的成本。中美互不信任加深了各自对供应链有联系企业的安全担忧。这两个因素导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中国撤离。
2019年10月21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中国区事务副会长彭捷宁（Jacob Parker）表示，美国企业正在积极安排把供应链投资分散到中国市场以外，并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此解决问题。这一过程需要三至五年时间。2019年12月9日中国欧盟商会发表调查报告指出，欧盟的大公司选择避开美中“关境”，许多欧洲公司已接受美中贸易战的持久性，并通过重新调整供应链和利用全球企业网络等战略，有效规避美中“关境”的高额关税。
2020年的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对供应链重置推波助澜。如果关税战引发的供应链重置是经济问题的话，疫情推动供应链重置是政治问题。疫情让全世界认识到中国威权政治的脆弱性，脆弱性带来不确定，不确定导致跨国企业不得不考虑从中国转移供应链。
韩国世宗研究所安全战略部研究委员郑载兴指出，北京处理疫情的手法暴露了中国体制的问题，失去了韩国在华投资的一些重要厂商和雇员的信任，认为在中国经商不安全不可靠。
2020年2月7日观点亲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在题为“从一次‘人灾’解读中国威权政治的两面性”一文中，把中国的体制视为威权政治体制。该文指出：“威权政治下，以领导者意志为指挥棒，而非以民众福祉为追求，就是这群中国官员在这次疫情表现中‘手足无措’的根本原因”。“我们就不得不说，这次考试，中国官员没有‘及格’。”
多维新闻网认为疫情是人祸。2020年2月8日该网站发表社论认定：“回顾这场疫情的暴发过程，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2003年中国沙斯（SARS）疫情的“吹哨人”是蒋彦永，武汉疫情的“吹哨人”是李文亮。两位医生的遭遇折射了中国治国方式17年不变。
表面上是治理方式，实质上就是制度本身。多维新闻网指出：“不是空喊‘制度自信’；要认识到除了绩效维度，一个国家和政党的法治化与去专制化程度，也是衡量其是否现代文明、是否能被人接受的重要标准。”
中国威权政治体制产生的经济模式就是政府主导经济为主，辅之以市场经济调节。该模式被视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国在几十年内取得的经济成果，西方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
冠病疫情把高度集权优势的弱点暴露无遗，如同多维新闻网指出的那样：“武汉肺炎疫情，暴露了国家崛起的薄弱底层，照出了国家崛起亮丽外衣下慵懒无能的官员、繁琐低效的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和落后的疫情防治体系。”
一旦遇到重大问题，这个体制作出的反应是“政治安全是首位”，因而这个体制是脆弱的。2019年12月1日《柳叶刀》（The Lancet）公布首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案例，1月3日李文亮签下“训诫书”，1月1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行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第20届万家宴”，1月23日武汉封城。这几个时间点连接着人祸酝酿的完成，高度集权在武汉疫情面前不堪一击。
中国高度集权面临的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巨型社会。信息社会的基本行为结构是多元化、多中心化的自然扁平结构。在信息社会里，处处是一线，处处都应当具有某种决策权，处处都应当实行分权或自治。高度集权违反了自然秩序，在遇到重大问题面前必定是失控的。中国网民讽刺为“把小事拖成大事，后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完大事又接着唱颂歌，而不去从源头上追问人祸为什么要发生。
对跨国企业而言，企业无法预判中国若干年后是否再会爆发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企业承担着巨大的损失。为了寻找确定性，企业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环境，这是跨国企业设置供应链的重要考量。中国欧洲商会主席伍德克2月18日在北京表示，冠状病毒疫情对生产的干扰，应当促使企业考虑分散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人们终于醒悟过来，就是需要有个备案。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对跨国企业而言，企业无法预判中国若干年后是否再会爆发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企业承担着巨大的损失。为了寻找确定性，企业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环境，这是跨国企业设置供应链的重要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