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中国与美国的经贸合作被视为全球化的双赢典范，得到各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交口赞叹。突然之间，贸易争端成为热门话题，全球化变成了问题的来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全球化病了吗？该怎样去医治它？
全球化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放松国家管控，让各种资源可以更容易地跨越国境配置。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向世界开放，提供了工业用地、能源供应、道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由于美国自身的工资等生产要素逐年上升，能够提供更低成本的中国，成为了美国跨国公司的首选。
美国大企业把生产环节搬到中国后，本国国内因“离岸外包”而产生了大量失业改行的工厂和企业员工。这些员工虽然能在服务业再就业，但是从事的新工作多为派遣性质，与以往的正式工作无法相提并论。而且再就业的员工工资普遍下降，许多人甚至无法付清每月的账单。
全球化中受损的美国工人再也无法维持中产阶层的体面生活，而只是在挣扎求存。这也放大了他们的焦虑，感觉到“美国梦”已然破碎，因而对特朗普的政治主张产生强烈的认同和支持。
在全球化产业转移过程中，美国虽然掌控产业链高端，但此类产业从业人员一是要求高学历和高素质，二是从业人数不会太多。因此，美国中下层劳动人民很难从中得利。美国企业的跨国转移造成国内民众的民生维艰，而资本家则借全球化获得了超额利润。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无法制约这些精英和跨国公司。历史上头一次，对大公司有利的，不再对美国公民有利。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而非简单化的中国通过贸易逆差从美国身上“占便宜”的主流叙事。把板子都打在中国身上未必是正确的。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是中美两国顺应全球化趋势并密切合作造成的。但要如何扭转这种趋势，目前的办法并不多。特朗普之所以大打贸易战，首先是要逼迫中国加大自美国进口；其次是希望以高关税逼迫美国公司回流美国，为美国人创造工作岗位。
但美国没有太多可以让中国进口的产品，而中国愿意进口的高科技产品或军品，美国又不愿意让中国购买。即使中国增加进口，美国国内的劳动力还是难以再工业化，因为有现实的成本制约摆在面前。各类商品即使不是在中国制造，也会在其他低成本国家如墨西哥等国制造。
中国的消费市场在蓬勃发展，但美国货能否进入，也须与各国商品公平竞争，而不是通过贸易协议取得独家销售权。这有违世贸组织原则，甚至也有违特朗普所强调的“公平贸易”原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
中国加大从美国进口，只是利于美国的农业、油气业以及少数高科技产业，广大的美国中下层民众，其实所得利益并不多。但这可以视为特朗普对选民承诺的一个交待，以促使他们在即将开始的大选中出来再次投票给他。
政治家只顾自己的短期选举利益，经济寡头则只顾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美国民众作为民主的主体，虽然拥有选举投票权，但并不能影响政策的制定。美国自身的政治机体紊乱导致的贫富悬殊，才是美国今天的头号问题。
乐施会已指出，世界各国在解决贫富差距方面乏善可陈，政府对富裕个人和企业的征税太低，对公共服务的资助却又严重不足。这个问题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在海外投资，获得巨额利润后再转移到海外的避税天堂，避开美国的税务征管。如此的结果是富了超级富豪和全球化精英，苦了本国中下层人民。
曾经的贫富差距遵循80/20法则，即20%的人占据80%的财富。但在全球化之后，贫富矛盾更尖锐，已转化为99%与1%的矛盾。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民众掀起的抗议运动矛头，已指向位于财富金字塔尖上的跨国资本巨头，以及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的金融资本。
资本主义急需找到修复自身的方法，否则国内民众的怒火将会让富豪坐立难安。但如果要对这些富豪征税，将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会导致所谓美国的“社会主义”化，这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美国被视为政治上的不正确；二是这些富豪更有可能隐匿收入，把大部分利润转移到海外的避税天堂。也许只有如罗斯福般伟大的美国政治家，才能推动这一政策。
在中美贸易争端期间，特斯拉上海工厂的成功，预示着中美的经济合作仍大有可为。在供应链已全球化的今天，单纯抵制某一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在全球化的世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能仅凭自己的力量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各国协调合作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