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突破当前种族政治，意味着三大族群都须作出族群权益妥协，建立新的社会契约。这形同二次建国，难度之高可想而知。
29年前的2月28日，马来西亚时任首相马哈迪宣布了2020宏愿。今年马国踏入2020年，但宏愿不仅没有实现，马国反而一直沉沦。过去一周发生的政治乱象是最佳注脚。
马哈迪在1991年制定第六个马来西亚计划时，提出2020宏愿。从本质上来说，2020宏愿是发展全社会的政策配套，强调打造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而不仅仅是提升国家经济至先进国的水平。马哈迪当时列出了实现2020宏愿所须克服的九大挑战。
虽然马哈迪当时并没有设定可供验收成果的明确目标，但若以“要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作为衡量标准，目标明显没有达成。马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令吉币值在过去30年经历了三次下跌，即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和2015年国际油价疲弱，使得马国在迈向2020宏愿的道路上一波三折。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马国在2017年按购买力平价的人均收入为2万8650美元，尽管比1991年时翻了三番，但相比先进国如澳大利亚（4万5780美元）、马国“向东学习”对象日本（4万5470美元）等，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当然，任何国家的发展进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没有国家可以不受全球经济走势影响。马国经济无法幸免于难，这当中既有经济基础不足的问题，也有政治纷乱的影响。
马哈迪主政初期，带领国家踏上工业化之路，使得马国经济持续10多年高增长。然而，高增长背后滋生了金钱政治、寻租政治、政治分肥等问题。尽管一般认为马哈迪本人不涉及腐败，但巫统和国阵深受其害而不自知，直到马哈迪隔代指定的接班人纳吉上位后，严重的政治腐败才抽丝剥茧般显露出来。
马哈迪主政时期也无法“培育和发展一个成熟民主的社会”（九大挑战之三），民主成熟度因为近10多年来的政治恶斗而倒退，政治青蛙导致的州政权频繁易手，还有近日联邦层面的政治乱象，足以说明一切。巫统和伊斯兰党对马来回教政治议程话语权的争夺，也使得马国与“创建一个开放与包容的社会”（九大挑战之五）背道而驰。
马哈迪在1990年代初提出2020宏愿，出发点是好的，但他未能突破制约这个宏愿的种族政治分野。当然，完全将此责任归咎于马哈迪也不公平，因为马国种族政治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英殖民地时代的分而治之政策；之后延续到巫统、马华公会和国大党等族基政党的成立。换言之，种族政治已是国家基因的一部分。
1969年大选后爆发的种族冲突是一次分水岭，新经济政策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种族固打制度化。伊党因为1970年的战略失误而走向没落；1980年代又因为中东回教复兴运动而逐渐东山再起；1990年凭“回教国”理念再次夺下吉兰丹州政权。马哈迪意识到必须正视伊党的挑战，起用年轻、有回教背景和领袖魅力的安华，主导行政体制的回教化，强调马来人至上，促使马国政治和社会在1990年代以后逐步保守化，以致今天种族主义甚嚣尘上。一个按照种族分配资源的社会，无法做到公平包容，长期而言不利于国家发展。
在政党层面，巫统与伊党竞争；在个人层面，则出现了马哈迪与安华的竞争。亚洲金融风暴导致马国经济一落千丈，也使得马、安撕破脸皮，引发长达20年的政治恶斗。阿都拉和纳吉在首相任内既面对党内马哈迪扯后腿，也面对日益壮大的反对党挑战。纳吉的腐败最后终结了国阵长达61年的统治。在这期间，马国经济跌跌撞撞，因为政策错误和国际竞争力不足，而过早出现去工业化现象，生产力增长和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无力继续推高国民收入。
诚然，任何国家都有政治竞争，但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政治稳定，任何政治竞争都要让投资者有迹可循，过多的不确定性不利于投资。从阿都拉和纳吉执政被马哈迪扯后腿，到2018年联邦政权易手，再到近日马哈迪突然辞职，都给政治和经济投下震撼弹；加上之前中美贸易战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以及当前2019冠状病毒疫情威胁全球经济复苏，马国经济恐怕要面临另一轮重大打击，显然再有退步的可能性。
尽管马哈迪去年提出2030年晋级先进国的新愿景，但若无法突破种族政治和政治恶斗，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恐怕只会原地踏步。然而，要突破当前种族政治，意味着三大族群都须作出族群权益妥协，建立新的社会契约。这形同二次建国，难度之高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