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武汉封城满月，中共最高领导层以视频形式召开史无前例的超大型会议，直通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单位和军队团级以上单位，参与会议官员估计超过17万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频大会上发表重要谈话，为冠病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困顿寻求出路，高调号令防控疫情、恢复经济，要求各地落实分区分级精准有序复工复产。防疫和复工本就两相矛盾。过度防疫必将影响复工，大量复工又很可能导致疫情反弹。防疫复工两不误，已成为中国官员耽误不起的压力，也是中国能否尽快战胜疫情，全面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严峻考验。
2月23日，中共最高领导层以视频形式召开史无前例的超大型会议，直通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单位和军队团级以上单位。据粗略估算，参加大会的官员超过17万人，规模远超1962年中共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这两次大会都是要将高层意图直接传达到基层。“七千人大会”是要纠正导致三年（1959年至1961年）严重饥荒的“大跃进”政策错误，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2月23日的视频会议，则是在武汉封城一个月后，为2019冠状病毒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困顿寻求出路。
但两次会议的时代背景已有天壤之别。1962年，中国与当时的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分道扬镳，处于一穷二白的锁国状态；而今天的中国则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1万美元。
同时，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导的“大跃进”等左倾政策是造成三年严重饥荒的主因。“七千人大会”虽然没完全纠正左倾错误，但初步总结了1958年后“共产风”“浮夸风”的教训，毛泽东本人也在会上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后，中共着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在当年取得成效，遏制了全国性饥荒。
与当年高层政策导致三年严重饥荒不同，虽然这次冠病疫情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损失，中共各级决策者、尤其是疫情发源地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决策者对冠病疫情的迅速蔓延负有防控不力的责任，但疫情本身属于突发事件，并不是高层政策带来的结果。
因此，“七千人大会”和2月23日的视频大会要解决的问题有明显差异，两次大会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处境也很不一样。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作出自我批评后，一度隐身幕后，将前台让给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等人。当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则在视频大会上继续高调号令全党防控疫情、恢复经济，“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错失疫情防控时机的政治因素
尽管疫情本身并非决策带来的结果，但疫情充分暴露出中国体制和政治风气的许多弊端，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去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接诊到特殊病例，判断并坚持上报了新型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根据她的报告，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官方关闭了被认为是疫情发源地的华南海鲜市场，疫情一度引起舆论关注。
但武汉市官方在防控疫情的道路上不仅就此止步，而且对发出疫情预警的李文亮等医生采取训诫措施。同时，到武汉调查疫情的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又发出了“未见明显人传人”的错误结论。武汉市官方的措施和有关专家的结论，导致舆论和公众对疫情放松警惕，武汉市也错失防止疫情蔓延的良机，很快酿成滔天大祸。
平心而论，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决策者未必有意隐瞒疫情的真相，因为他们当时也可能并不了解疫情的真相。他们打压李文亮等人的警示，是出于不希望自己辖区出麻烦从而避免担责的官场思维。在高度集权体制下，下级官员主要对上级负责，上级将维护一方稳定作为对下属的基本要求，维稳就会成为大多数官员的本能。
对武汉市、湖北省的决策者来说，在疫情还没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上级没具体要求的情况下，主动采取有力措施防控疫情蔓延，显然不符合他们维稳的本能。何况，有关专家也作出了符合他们维稳愿望的结论，就算疫情暴发，他们也觉得自己有了卸责的理由。
而且，武汉市和湖北省人大、政协会议已定在1月上中旬召开，这是中国地方政治每年一度的大事，决策者更有动力不让防疫干扰他们眼中的“大局”。
按照官方的话语，这种不愿担责、机械执行上级要求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但在高度集权体制和思想高度统一的政治氛围之下，在重大问题上真正敢于担责、不搞形式主义的官员能有多少生存的空间？与果断采取措施防控疫情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相比，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决策者对疫情选择了忽略和侥幸，对他们来说并不反常。只不过，疫情蔓延的后果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疫情冲击政治
湖北错失防控疫情时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显然也远远超出了中国高层和公众的预料。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初期，中国各地也纷纷采取严格措施限制民众活动，许多地方还切断交通，严禁外人和外地车辆进入。整个中国在沉重的气氛中度过鼠年春节，几乎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被打断。武汉大量求医无门的患者在互联网上呼救，公众恐慌和愤懑的情绪在积累，社会和政治危机开始显现。
2月7日凌晨，受到武汉警方训诫的“吹哨人”李文亮被冠病夺走了生命，中国公众压抑近半个月的怒火被彻底引爆。互联网上发起的为李文亮举行“国葬”的建议，得到无数网民的响应。很多人通过哀悼和赞扬李文亮，发泄对有关方面的怨气，也有人将李文亮事件上升到制度层面，借此表达政治诉求，中国政治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高层意识到李文亮事件孕育的巨大风险。就在李文亮去世当天，官方宣布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这一决定让高层暂时避开了舆论风暴的中心。官方也及时对李文亮去世表示哀悼和惋惜，并通过李文亮的父母、妻子否认某些不利于官方的传言。
李文亮去世激发的义愤没变成直接威胁社会稳定的抗议行动，但被认为对疫情蔓延负有责任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仍然在位，误导公众的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的领导和专家也都在岗，公众要求追责的声音并未减弱。
公众哀悼李文亮、要求追责的背后，是对公权力的信任和信心危机。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这种危机很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引发政治危机。
2月13日，蒋超良和马国强双双被免。虽然高层换人的决定不算及时，但换人还是收到了成效，湖北和其他地区的新增确诊病例明显下降，社会不满情绪也随之降低。
高层对策和挑战
冠病疫情的暴发不仅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社会和对外交往，也打乱了中国今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习近平领衔的中国领导层面临2012年上任以来的最大挑战。
与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决策者对疫情举措失当相比，中国高层的对策尽管也有不足，总体上没有大的失误。
1月22日，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奉习近平之命，率中央指导组到武汉宣布自第二天凌晨起封城，随后湖北封省，中国各地也跟进实施封闭式管理。从结果上看，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决策虽然让湖北和各地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有效遏制了疫情从湖北向外蔓延的势头，并为整个中国控制疫情扩散创造了前提条件。
同时，中共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社会控制力，迅速将防疫措施落实到全国基层和广大农村。疫情暴发初期，舆论十分担心疫情在基层尤其是医疗防护设施薄弱的农村失控，但截至目前，这些担忧并未成为现实。
中国高层调动全国资源的能力也在抗疫行动中得到验证。湖北封省一个多月来，中国各地和军队向湖北派出超过4万名医护人员以及大量医疗物资，有效缓解了湖北全省的抗疫压力。重灾区武汉基本做到了对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应收尽收”。高层集中力量打好“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思路取得了成效。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的优势也开始显现。疫情爆发后，各地防护用品、尤其是口罩非常短缺。官方组织各地转产，迅速提升口罩和医护用品产能。《南方周末》报道说，中国口罩日产量2月底将接近2亿个，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口罩的短缺焦虑。
防疫复工两头烧 挑战依然严峻
尽管中国高层应对冠病疫情的决策收到初步成效，但接下来的挑战依然严峻。
最大的挑战已从防控疫情转向维持防疫与复工之间的平衡。武汉封城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很多方面处于停摆状态。这种状态有利于防控疫情，但不能持久，否则将引发全面经济和社会危机。
2月23日，习近平要求各地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低风险地区要尽快将防控策略调整到外防输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要依据防控形势有序复工复产，高风险地区要继续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但对各地主政官员来说，防疫和复工本身就有矛盾，过度防疫必将影响复工，大量复工又很可能导致疫情反弹。在两者都耽误不起的压力下，如何把握两者的度，做到防疫和复工两不误，是各地官员必须解答的难题。
“黑天鹅”挑战“小康社会庄严承诺”
除防疫和复工的平衡之外，中国高层面临的挑战还有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如期达成。习近平曾多次强调，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共向人民和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必须实现。
如今，冠病疫情这只“黑天鹅”将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多大的损失，短期内还难以估算。中共能否如期兑现其“庄严承诺”，将取决于整个中国尤其是湖北省能否尽快战胜疫情，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