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外交政策的一个特征，是它那润物细无声的幕后操作。政府必须尽快采用这个方针，阻止2019冠状病毒疫情所引发的全球恐慌。这场疫情已经导致1300多人死亡，6万3000多人病倒。
虽然几乎所有的死亡和确诊病例都发生在中国大陆，但病毒已经传播到20多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将此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目前正处于恐慌期。谷歌、苹果、面簿和特斯拉等全球科技公司暂停了中国业务，要求员工在家办公。许多外国航空公司、汽车制造商、零售和娱乐连锁企业和金融机构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在美国，亚裔和亚洲国家留学生面临着针对他们的食物、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仇外言论。
此外，许多国家加入美国的行列，暂时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侨民入境。但是，著名卫生专家认为，如此严格的政策通常只在有生命威胁的情况下才会实施，它们无法阻止已被世卫组织命名为COVID-19的病毒传播。
相反，这些措施助长了投资者的恐慌。大量中国股票在春节假期后开盘即暴跌，一些市场指数出现了10多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金融损失也会冲击全球。此外，冠病疫情对劳动力市场、旅游和工厂生产的破坏，将影响依靠中国制造业优势和供应链的全球企业的经营活动。
这场危机提醒我们，政府必须将卫生作为外交政策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要素。事实上，倘若政治领导人采取全球卫生外交，当前恐慌大部分可以预防。
各国政府过去视卫生为关键的外交政策工具，包括2007年巴西、法国、印度尼西亚、挪威、塞内加尔、南非和泰国卫生部长缔结奥斯陆部长宣言。但随着极右翼民族主义的全球崛起，应用这一概念变得日益困难，外交官面临如何与被本国政府妖魔化的盟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挑战。
旨在解决冠病疫情的反射型外交政策，比如旅行禁令和暂停经济活动，不仅没有科学证据的支持，从长期看更是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相反，软实力——即一国通过说服和外交影响其他国家偏好的能力——更为有效。事实上，解决冠病疫情（以及未来传染病）最有可能取得最大效果的策略，是要求政府和其他行动方紧密合作，构建深度互信，发展促进基于证据的科学数据的自由流动。
首先，卫生应被视为一种全球公共品。拥有强大的收集和传播科学研究体系的国家应该建立合作网络，让中低收入国家也能报告和发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庆幸的是，主流国际医学杂志包括《柳叶刀》（The Lancet）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正在收集和迅速发表基于证据、经同行评议的冠病疫情临床和公共卫生特征数据。这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新病毒并非几周以来在全球传播的唯一疫情；网上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还出现了假信息疫情。
其次，不应该让潜在疫情发源国受到抹黑。政府须建立正式的保密渠道，让官员能够自由分享紧急卫生风险和潜在疫情。冠病疫情之所以传播得如此广泛，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担心政治后果，当武汉的医生敲响传染病的警钟时，首先想到的是封杀信息。尽管各国有不同的卫生相关风险公众通知机制，但若有更具协作性的全球卫生外交，就能够减轻此次疫情的影响。
第三，政府应该投资于构建数据管理系统，追踪疫情的扩散，最好能够做到实时追踪。这些系统可以模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和工程中心所打造的创新仪表盘地图，追踪冠病疫情。该地图从世卫组织、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中国国家卫健委所收集数据，而且所有数据均为实时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帮助政府作出处理病毒的明智决定至关重要。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绝不能忽视源自其他国家的卫生风险。发达国家的政府尤其不应该将全球化和互相依存性的增加，视为纯粹让企业在中低收入经济体开展制造和供应链业务的单纯经济现象。条件好的国家也有责任建立支持机制，帮助其他国家解决紧急卫生威胁。
面对冠病这样的全球疫情，政治领导人应该以科学证据和同理心为指引，而不是传闻和仇外主义。开明的全球卫生外交能够拯救无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