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中国的2019冠状病毒源头在哪儿,至今还没有答案,中国网民按耐不住,冲锋陷阵当起了大侦探。
上星期六,武汉病毒研究所女研究生黄燕玲是“零号病人”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广泛流传。“零号病人”指的是首个被病毒感染,以及将病毒对外传播的第一名患者。这个消息跟早前的传言: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制造和泄露病毒的源头,相互搭配,将故事说圆了。
研究所和黄燕玲所在的企业隔天先后辟谣。研究所发声明称,黄玲燕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未曾返回武汉,也没有受感染,身体健康。研究所的两名研究员也向《新京报》担保,研究所内无人感染病毒。
黄燕玲任职的一家四川生物公司也出面澄清,指黄玲燕正常上下班,身体没有任何状况。但这些辟谣显然没有打消一些人的怀疑,有网民呼吁黄燕玲亲自现身,证明自己健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社交媒体上前天又出现自称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陈全姣的“实名举报”,指控研究所所长王延轶是冠病疫情的罪魁祸首。
贴文不仅质疑王延轶的专业能力,称她“没有一丁点医学知识”,还“抖猛料”,指王延轶有倒卖野生动物的副业,“经常会从实验所拿一些实验动物售卖给华南海鲜市场的野味摊位”。
这条微博很快被官方辟谣,新浪微博CEO王高飞也出面澄清,假冒陈全姣的账号IP地址来自境外。陈全姣本人则发声明称,自己的身份被人盗用。
但八卦的网民还是对王延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来这名长相清秀的80后女所长2012年才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短短六年就从基层研究员升迁到研究所的“一把手”。除了顺风顺水的履职经历,网民还发挥强大的人肉搜索能力,挖出她的丈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舒红兵,并且以此为由,质疑王延轶并非靠自身实力上位。
这个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何在疫情中一次次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是专业从事病毒学基础研究及相关技术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拥有中国首个生物安全P4(四级)实验室。
国际上通常根据危害程度、所需防护程度等,把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四个等级,P4是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最高防护级别,有资质展开“高致命性的病原微生物实验”。
2003年沙斯暴发后,中国决定启动P4实验室建设,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到2015年才正式揭牌。目前,这样的实验室在中国只有两个,另一个是哈尔滨的国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由于P4实验室能从事无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病毒研究,也有人将这类实验室称为“魔鬼实验室”。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个特殊资质,让病毒泄露的怀疑显得有合理性。不过,有分析指出,如果“大闹中国”的冠病病毒是人为制造,武汉病毒研究所相信会熟知它的基因成分,但从湖北省在应对疫情上乱成一团的表现中,看不出对病毒有熟知度。
此外,这场疫情让中国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也对世界多国造成严重影响,假如病毒是人为泄露,这样的秘密最终纸包不住火,而且世界上的科技大国肯定会启动侦查,并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端倪。
虽然病毒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制造并泄露的可能性很低,但研究所有没有其他问题?比如管理是否存在疏漏,人员的提拔是否符合规定?外界存在这方面的怀疑并非完全不合理,舆论的质疑将促使官方进行深入检视。
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最权威的病毒研究所之一,而且地处疫情中心武汉,它是否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何没有在疫情扩散前做出及时的反应?事实上,这个机构早前已经两次陷入负面舆论。它先是在官方证实病毒会人传人的隔天,抢着注册美国药品瑞德西韦抗疫新用途的专利,之后又和上海药物研究所联合发布双黄连可抑制病毒的消息,引发抢购双黄连的闹剧。
围绕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舆论“明流”与暗流皆汹涌,其中也不排除有人带节奏或搏眼球,但这些看似无稽之谈的猜测在中国民间不乏市场,说到底还是因为很多关于疫情的真相没有被解开,希望这些民众关心的问题能早日真相大白,这样大家也不用再耗费心思做侦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