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防疫”是相信社会本身的抵抗力，给健康细胞喂以资讯的养分，每天通过报纸和各种资讯平台提供最新信息，根据形势调整策略，用牺牲最小的方式达到抑制疫情的目标。
上星期天（2月9日），一位在中国的朋友通过微信提醒我要小心，因为他对新加坡政府的处理方式感到担心，觉得有点像武汉早期。
原来他刚刚看了一家在区域里相当有影响力的媒体网站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标题直接点出“新加坡要变成第二个武汉？”
他说：“我听了李显龙总理的讲话，再看这篇文章，真的有点担心。你们出门还是戴口罩吧，这个病毒散播太快了，你们什么都不做是不行的。”
这位朋友在新加坡生活过好几年，孩子在这里成长，虽然目前人不在新加坡，每天还是通过媒体关心新加坡疫情的报道，在看到“新加坡会变成武汉“这种“标题党”的文章，确实会感到焦虑。
但是说新加坡“佛系”“什么都不做在等死”，也实在太夸张。至少我们做新闻的，每天是忙剩半条命，与其担心病死，我比较担心累死。
站在新闻前线，每天接触大量关于“2019冠状病毒”的新报告，每晚接到本地疫情的最新信息，这半个月下来，我们渐渐可以总结出新加坡采取的是“参与式防疫”思路。
对抗疫情，可以采取锁国、关闭学校等极端措施，那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非常手段。就像化疗一样，下重药杀死坏细胞，但是好的细胞也会被牺牲。
“参与式防疫”则是相信社会本身的抵抗力，给健康细胞喂以资讯的养分，每天通过报纸和各种资讯平台提供最新信息，根据形势调整策略，用牺牲最小的方式达到抑制疫情的目标。
相比一刀切的封锁与关闭，这个方式更尊重人民自己的判断力。虽然期间还是有一些人在网络推波助澜下惶恐地抢购口罩、厕纸、囤粮，但是在沟通与宣传下，这类行为几天后就平息下来。
这说明在焦虑与不安之外，新加坡人对体制还是有一定的信任，特别是上星期六看了李显龙总理的八分钟讲话视频，市面上的抢购潮渐渐退去。
若不是民间还有一定的互信，人人自危，市面上再多物资也不足以让家家户户囤积。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城市国家，也是重要的交通、贸易与服务枢纽，人与人、物与物紧密交织在一个层层相叠的网络中。一个环节出了状况，其他各环节必须了解情况，作出调整，才能保持整体的凝聚，因此各环节的参与非常重要。
整个新加坡或许无法完全处变不惊，但至少可以尽量做到不慌，而信息的透明和对变化的掌握，有助于减低人们的慌张。
星期五刚宣布的启动基层医疗体系，加强防御冠状病毒疾病，也是“参与式防疫”的一步。让人们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同时让社区里的家庭医生积极参与对抗疫情，可以在基层先防止病毒的扩散。
参与式防疫外弛内张，大家一面如常生活，一面自发地防止病毒扩散。如果冠状病毒19的特性接近H1N1，是个容易传播的大流感，那在疫苗出现前，整个社会一起将疫情减轻，把医院的病房留给情况较严重的病人，是更务实的做法。
新加坡的做法在国际上得到一些认同，彭博社在2月10日发表的文章《亚洲恐慌之际，有一个国家应对病毒的方式赢得赞誉》（As Asia Panics, One Country Wins Praise for Approach to Virus），赞赏新加坡应对疫情透明的做法。
文章还引述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的电邮，称赞新加坡在第一个确诊病例出现前，已经加强戒备并做好与民众还有医护人员的沟通。
这次危机也展现了新加坡人的政治素质。
今年很可能是新加坡的大选年，在疫情出现前一般预测大选会在财政预算通过后不久举行，现在理应是政党最活跃的时候。面对疫情，我国主要的反对党都暂时放下政治分歧，把病毒当成共同敌人。
这里面不乏精明的政治考量，但也说明了将所有问题政治化的竞选方式，在新加坡没有市场。
政党的立场反映了人民的素质，因为新加坡人基本上是理性的，有所作为的政党不会无的放矢，否则难以取得选民的信任。
危机是考验的最佳时机，2019冠状病毒疫情还在发展中，新加坡这种全民沟通，随时调整应对方式的参与式防疫比较好，还是高压锁国、草木皆兵的防疫更有效，我们不必太早下定论。
我相信素质高的新加坡民众在惶恐之后，很快会沉静下来，调整生活习惯，以更负责任的文明方式对抗病毒。
相比大家疯狂抢口罩、厕纸、快熟面、家长因为孩子不能上学全都要求紧急拿假在家看孩子，我宁可每天量两次体温，经常洗手消毒，让生活如常的参与式防疫，朋友见面，大家握心不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