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世上所有华乐工作者，我们是否感觉自己弘扬中华民族音乐的使命崇高、责任重大又信心十足？或是战略斗志已失，更多已沦为糊口的短视屈就勉强为之？这些答案已可预示我们发展前景光明与否。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华乐发展一直被乐器发音不科学的问题缠绕。可是本地华乐演奏者可曾了解到，在追求任何自己属意的乐器音色时，其背后的频谱特征，已经注定此音色能否取得同音高的谐波重叠，与不同音高的有效交织？是否具备群体感、音准感、投射力？
我们的优秀演奏家在经常强调音准的同时，是否已经很好地掌握音律的机动与应用，来增加和谐度与旋律感染力？倘没有这些发音实践，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自己的音乐是深刻又精致的？
如果这就是实况，那制约华乐发展的就可能只剩下一个原因：到今天我们这个缺乏科学传统的民族，依然无法拥有基本的声学理性思维，只想到音乐（music）鲜少想到音响（acoustic），更无法通过声学知识来改善乐器的功能性发音。我们的教育依然没有能力培养人文学者具备科学家思维。不然就无法解释何以数十年来，在乐器发音的科学上，几乎一个问题也没真正解决，而中国和新加坡的处境雷同。
华乐发展的困境：时下华乐演出，除了设法邀请更富演绎能力的名家来提高吸引力外，似乎已别无他法；看似热度每况愈下各种华乐比赛，或已预示发展趋势堪忧的讯息。除了宏伟的口号，似乎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让世人觉得华乐演奏尤其合奏，是一种可听性、耐听性很强的艺术形式。
到现在有多少华乐人明白，没有人能同时听数十个人在“独奏”而不感到听觉疲劳，也没有一个具备高听觉素养的人，能长期忍受各种缺乏良好乐器振动、缺乏人文内质的乐器而不心生厌倦？处在“实验乐团”几十年，我们似仍未尽悉欧洲管弦乐法的精神所在，甚至到现在仍未明白，常把它当命根的“音色”竟不是民族音乐的必备要素。
华乐器发音的不稳定，常使我们无法教导学生统一指法与技巧应用，无法规范有效音域、声量、音准感、音色张力幅度与声量极限等；这种形成“各家各派”的教学，事实上是在阻碍传播与学习的有效性；无法提高美学的认知与认同自然不能促进精深化发展；继续让华乐器的发音踉跄而行。
西方人至少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明白，最好的乐器音色是器体振动充分、泛音列多重，并具丰富人文内质与可塑性。这就好像只有“全能演员”而不是“性格演员”在表现力上是最强最全面的。性格越偏执往往越自我设限和缺乏可塑性；如果你一“出声就得哭”，那就永远笑不起来；如果你只会“李逵上场”，那就一定只能“鸡飞狗跳”谁也合不来，如果你的音色很“憋闷”，那就休想声音能远传。
乐改举步为艰，那都是盲目强调音色个性的必然结果；缺少声波的重叠与交织我们乐队的“合奏”就继续停留在“混奏”的局面。不管你演绎能力有多棒，缺乏足够和可控的声波投射力，我们的华乐器，在自然采音（不插电）的音乐厅里就不可能称职。
从红色基因到新加坡精神，从无到有，从有到精深，都是前人的创造，继往开来的意义是由当代人弥补过去的不足，负起传承与发展的大任；不然我们的努力顶多只能死守过去没有未来，处境必然愈加艰难被动。无音不成乐、无好音不成好乐；没有发音称职的乐器，再“高尚的灵魂”也顶多继续寄托在“铁拐李”的身上。
中国1949年以来已增谱了无数首优美的乐曲，从华乐器演奏来看却总是难免“哥哥嘎嘎”、缺乏高尚；最终又有几首可以不被毫无“中国音色”的西洋乐队抢了风头，倍受“欺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让崇高的“音乐灵魂”失落在艺术的荒野，我们只能通过挖掘华乐器的发音潜能，为这些不朽的旋律寻找“健全的肉身”，才有可能真正独树一帜登足大雅。
大学教育的宗旨是赋予受教者灵魂和独立作业思考的能力，承担起传承与发展的大任。可是从中国到新加坡的音乐教育，除了“几大件”的基础课，在学科配置上可有着重灌输学生正确的音乐史观和美学观，还是让一般学员继续连美学为何物都不懂？亦或只是为了“种族和谐”，继续停留在各大种族代表性乐器共奏一个旋律的表现形式上，没有进一步寻找各乐器在声波重叠与交织上的内在联系？这就好像异族夫妻的实质仍是灵肉结合而不是同床异梦。
倘若我们未教导好后人如何正面对待华乐发展的现状、解除不必要的包袱并提振信心，又岂能不走向弱智与空心化？笔者主观认为，缺少历史的纵深眼光，新加坡的人文发展根本无望塑造属于自己，具备含金量的文化产业。
敢问华乐发展路在何方？为了到西天“取得真经”，我们必须让人文学者多长一根科学的脑筋，不然长期的“音响”盲，必导致我们的处境走向另一种形式的“清廷对抗八国联军”；不论你是拥有发扬艰苦奋斗的“红色基因”或体现在开国元勋的新加坡精神，人文学加科学的脑筋才是我们寻找各种突破并取得成功、能带来充实灵魂的力量源泉。
只有让我们更多人文学者与音乐家具备声学思维，让音的质量来提升乐的质量，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华乐发展路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