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发端於武汉，正向全中国甚至一些外国扩散。香港未能幸免，确诊病例已超过20宗，疫情向社区蔓延的风险尚未得到遏制。
在新肺炎侵袭香港前，这座以“东方明珠”著称於世的国际大都市已陷入她回归祖国以来，甚至是其有史以来最严峻複杂的政治局面，同时，在经济上陷入了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从1841年以来，香港先后在某些年呈现困难的政治局面，例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日子，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英两国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期间，但是，都不能与2019年以来由於美国策动和指挥“黑色革命”而形成的政治局面相提并论。道理很简单，无论“冷战”时还是九七回归前，中国政府都没挑战英国对香港的管治；而“黑色革命”的宗旨，是美国在英国配合下向北京夺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
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外部势力，得到英美在香港长期精心培植的势力全力支持，加上也是由美国扶植的“台独”势力，暂时操控香港政局。所谓“最严峻”，便是指香港当前政局受制於美英及其指挥的香港“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所谓“最複杂”，则是指所谓建制派面对“黑色革命”暴露空前严重分化甚至分裂。
有些人不同意称外部政治势力是“黑色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香港社会对国家主体制度深刻而强烈的不信任甚至反感是主要原因。其实，“香港社会对国家主体制度深刻而强烈的不信任甚至反感”分两种情况，其一，是散布於特区建制和工商界、专业界上层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观念和实际利益两方面都与华盛顿、伦敦有着命运共同体般的联繫；其二，是广大普通居民，他们只是在观念上接受了西方薰陶。换言之，属於前一种情况的，实际上是英美在香港长期培植的势力，是外部政治势力在香港内部的延伸。
“全面封关”的醉翁之意
香港经济快速而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始於二次大战结束后。1998年首季至1999年首季的经济衰退，是二次大战结束迄那时止最严重经济衰退。2019年第二季以来，香港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我认为较1998年首季至1999年首季那一次更严重。眼下新肺炎来势汹猛，今年上半年内地和香港均须全力打防控疫情的阻击战，内地和香港经济均受打击。今年，内地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保持约6%十分困难，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下跌幅度可能增加半个至一个百分点。
为防控新肺炎扩散，有“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宣布暂停集会和遊行，暴乱可能暂时消寂，现届政府取得短暂的集中精力防控疫情的时间窗口。然而，香港政治形势不会因此而显示些许有利於政府的转变。
“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的政治策略是清晰的，虽然鉴於疫情临头而暂时不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却以防控疫情为幌子，要求特区政府关闭香港与内地所有出入境通道。利用新肺炎发端於内地而煽动香港居民对内地不满甚至反对的情绪，与“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是异曲同工。与此同时，“拒中抗共”政治团体攻击特区政府防控疫情不及时不得力。
不能不指出，建制派政治团体的政治策略不够清晰。建制派是统一战线，亦即由政治观点不尽相同的多个政治团体组成，以往的基本共同点是在香港重大政治议题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在建制派中，爱国爱港政治团体是中坚力量，其他政治团体不同程度向香港政治光谱的中间移动，具体而言，除香港政治重大议题外，在香港其他公共议题上各有所倚重。
爱国爱港政治团体目前处於十分困难境地。在防控疫情上，他们既必须支持特区政府提出的政策措施，又不能不向政府提出更多要求，不仅由於防控疫情确实需要更多举措，而且因为第七届立法会竞选当前、必须为争取选票考虑。坦率地说，如此拿捏是很难争取选票的。
建制派其他政治团体的政治策略也嫌模糊，欲以批评特区政府举措不足够来争取选票，但是，与“拒中抗共”政治团体一贯坚定鲜明反政府立场比，他们批评政府也将很难争取到选票。
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先后多次公布改善民生和防控疫情的政策措施，都没有与建制派政治团体包括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展开政治上的协同。我推测，也许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是欲先提振政府民望，再来与建制派包括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展开政治上的协同。果如此，则用意很好。问题在於，政府管治班子如果在施政上孤军奋战，那麼，很难在立法会得到稳固支持，有关政策措施也就难以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