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全球商界和政治精英年会召开50周年。自1995年我第一次参加达沃斯会议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人们对全球化充满欣喜，对前共产主义国家向市场化过渡寄予厚望，并相信新技术将开创新的前景让所有人从中受益，而那些与政府携手合作的企业将一马当先。
如今，随着世界遭遇了气候、环境和不平等危机，人们的心境已大为不同。Facebook公司罔顾对民主体制造成的后果，为错误、虚假信息和政治操纵提供平台的行为，展现出了私人控制下垄断式监视经济的危险。而且不仅限于金融行业的企业领导人都极为道德败坏。
此外多边主义正在受到冲击。也是该体系最强大的捍卫者美国政府，如今致力于“美国优先”并破坏全球合作，全然不顾在包括和平、健康与环境在内的许多领域中日益凸显的合作需求。
今年的会议着重体现各界对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股东至上，利润最大化”企业模式的摒弃。50多年前，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主张实施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企业应为客户、雇员、社区，环境以及股东利益负责。大约45年前，我与珊迪·格罗斯曼（Sandy Grossman）共同在一个标准经济框架中，表明最大化股东价值是无法同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
在今年会议的多场演说中，商界领袖和学者阐明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成功倡导的股东资本主义，是如何直接引发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包括（在美国）鸦片类药物成瘾、儿童糖尿病，在“绝望性死亡”（deaths of despair）案例不断增加的同时，日益走低的预期寿命，以及由这些因素所助长的政治分歧。
无可否认，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路径，就必须首先意识到存在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众多社会弊端的成因，不仅限于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过度信仰，以及对政府的怀疑，这为以放松管制和减税为重心的政策议程奠定了基础。经过40年的实验，我们可以宣布上述理念是失败的。增长一路走低，大部分收益都落入顶层富豪囊中。尽管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状况，但我们的商界领导人依然未能就此达成共识。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开幕致辞所获得的掌声，是我所见过的全球领导人中最稀疏的，但却几乎没有人去公开批评他。也许台下的听众不敢去写批评的推文，又或是对几乎以牺牲其他所有人为代价，来养肥亿万富翁和大企业的减税政策心怀感激，实际上有70%左右的美国中产阶层面临加税。
与会者的这类认知失调（或不诚实）行径已经暴露无遗。他们或许会强调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并吹嘘自身企业对此的应对措施，但仍欢迎特朗普放松管制，好让已然是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全球第一的美国加大污染力度。
此外，尽管有很多关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讨论，但却没人讨论过如何减少总裁和管理人员薪水，以缓解日益增长的薪资差距，或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要素：通过遏制跨国避税行为来支付应缴税款，并确保企业所在的发展中国家能获得了一部分合理税收。
这促使路透热点透视（Reuters Breakingviews）财经评论板块的全球编辑罗布·考克斯（Rob Cox）提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可能是一种在更大程度上让总裁金蝉脱壳的策略：如果他们未能实现其利润目标，那就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声称自己正在实现更广泛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
那些通过强化工会和集体谈判来提高工人议价能力的改革，也没有成为讨论的中心，尽管在欧洲，此类改革已成为新欧盟委员会议程的重中之重。值得称赞的是，一些美国企业（例如PayPal）阐述了他们支付体面生活工资（livable wages）的承诺，而且远远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然而，今年出席达沃斯的一些商业领袖，尤其欧洲这边的似乎已经认识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以及究竟需要采取哪些举措，有些实际上已经大刀阔斧地行动了起来。虽然可能依然存在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比如银行在大谈节能灯泡的同时，却在向燃煤电厂贷款，但趋势已经扭转了过来。
一些企业领导人也认识到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弊病无法自我治愈，即便大多数企业都是出于社会动机行事，只要有一家一心追求利润，依然会导致底线不断被刷新。一家软饮料企业或许会拒绝生产引发儿童糖尿病的成瘾性高糖饮料，但却因此有可能输给另一家道德门槛较低的企业。
简而言之，在制造当今社会面临的多重危机中，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发挥了核心作用。如果资本主义要发挥作用，比如解决这些危机并为社会服务，就必须摆脱当前的形式。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去要求在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我在其他论述中将它称之为进步资本主义。
今年在达沃斯举行的讨论可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如果那些领导人的发言都是真心实意的话，我们就必须看到一些证据：以企业缴税和支付体面生活工资作为开端，并尊重甚至是倡导政府法规，以保护我们的健康、安全、劳动者以及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