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政策越来越复杂，要全面说清无疑会给政府的沟通工作增添难度，也不一定能万无一失。
政府说的话不久前又引起争议，这次的主角是“合力追踪”计划。
事缘议员在国会的一道提问，引出了备受关注的回答：警方有权通过刑事诉讼法获取包括“合力追踪”在内的任何数据，以协助严重罪案的调查。此话一出，对照主管智慧国事务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去年6月曾斩钉截铁地保证，“合力追踪”应用的数据只用于冠病追踪，马上在网上掀起反弹。
老实说，对于刑事诉讼法有权索取“合力追踪”数据，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不可能太意外，毕竟赋予警方较大权力打击罪犯，符合公共利益。况且人们在这个法治社会里长期享有良好治安，对执法权力有一定的尊重和认可。人民这次不悦的原因，更多是政府前言不对后语——既然“合力追踪”数据有可能作其他用途，为何没有早说，还给了人们错误的印象。
对于这个失误，维文解释为无心之失，坦言最初确实疏忽，没想到刑事诉讼法的涵盖面。话虽如此，对于一个向来做事严谨、设想周全，而且汇聚了国家顶尖精英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人民不免觉得这样的疏失不可思议，因此也衍生了各种对政府动机的揣测。
其实，类似“政府之前不是这么说”的控诉，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让人印象较深刻的，就有政府组屋99年问题，以及公积金是否足以养老的议题。它们带来两个层面的反思：第一自然是政府须要检讨如何改善与民众的沟通；第二则是人民应当如何看待政府所说的话。
常言说话是一门艺术，对于一个“一对众”的大众传播情况，要把话说得大家都清楚，而且有同样的完整认知，没有错误理解，更是一门高深艺术。几年前炸开锅的组屋99年问题，要追溯到行动党政府曾在组屋翻新大热的90年代，不断宣称国人以获津贴价向政府购买组屋后，组屋还会翻新，是一个身价不断增长的资产。这个说法如此成功、如此深入民心，以至于绝大部分人都忘了，在最初签字买组屋时，屋契上白纸黑字注明的99年年限，更忽略了很多话在当下的形势或许有其合理性，却不意味着它过了特定的情景和时间点依然成立。
以组屋保值的讲法来说，在90年代本地最老的组屋也不过30多年，而绝大部分组屋还很新，加上政府如火如荼启动组屋翻新计划，经济又处于急速增长阶段，结合当时的各种因素，组屋自然是一个仍会增值的资产。然而，近几年当组屋日渐老旧，也开始有一些60年屋契的房子期满被政府收回，政府面对民众的质问，已不只一次解释过屋契到期后，土地回归国家的现实，结果组屋屋值归零的担忧不断浮现。从资产到零价值，人们最直观的反应便是：政府对组屋的说法为什么变了？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公积金制度上。公积金制度的成立初衷，就是通过强制储蓄，让国人有基本积蓄供退休后养老；然而每隔一段时候，为确保人们的养老金储蓄追得上通货膨胀，以及人均寿命提高、养老需求更大等客观因素，公积金制度就会有所调整，包括最低存款的定期调高，以及从退休存款计划改为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每当类似调整发生时，民间总免不了抱怨政府最初说公积金足以应付人们养老需求，如今又变了说法，要人们把更多钱锁进公积金，否则钱不够用。
政府言说反复的争议一再出现，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事物其实有它的时效性，正如组屋在某个发展阶段确实是会增值的资产；在当初的时代环境里，公积金相对简单的设计，确实足以应付绝大部分人的基本退休需求；“合力追踪”计划生于棘手的抗疫初期，原始设计目的也确是为追踪冠病接触者。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在与事物同处的空间里，还有另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如用公家土地建设的组屋屋契为99年、公积金制度所要解决的退休问题并非一成不变，以及刑事诉讼法对警方的强大授权。
诚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沟通须改进，尤其一些影响甚广的计划，在向人民沟通前须设想得更周全，在说的时候更有必要解释详尽，特别是潜在的前提条件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当我们的政策越来越复杂，要全面说清无疑会给政府的沟通工作增添难度，也不一定能万无一失；但在信息爆棚，甚至充斥无数假资讯的今天，政府更不能停止这样的尝试，甚至理应以此为目标。
至于我们，其实也有责任做个更见多识广、更有辨识能力的国民，尤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许多信息都可在公开领域搜索到。新加坡人总喜欢申诉政府什么都要管，让民众少了自主独立思考的空间，但吊诡的是我们又容易放弃思考，习惯性地对政府所说的话，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
在讲求批判思维的时代，要让新加坡未来成为更成熟和成功的社会，我们不只需要一个出色的政府，也不能少了精明的人民。
